他是北宋最硬核能臣，敢怼皇帝敢救苏轼，为何却被骂千年奸臣？

你敢信吗？被钉在北宋奸臣耻辱柱上千年的章惇，竟是个文武双全、有情有义的实干家？他敢在金銮殿上怼皇帝，敢在悬崖峭壁上玩心跳，敢为新法鞠躬尽瘁，还在苏轼命悬一线时挺身而出；可他又睚眦必报，把司马光夺官削谥，把苏轼贬到天涯海角。

提起北宋奸臣，大家脑海里会浮现蔡京、秦桧，可章惇的“奸臣”名声，比蔡京还早，还狠。但翻开正史才发现，这哥们儿出身官宦世家，是颜值与才华并存的学霸，治理地方政绩斐然，平定边疆战功赫赫，为官清贫自守，对君主忠诚不二，对恩人知恩图报。这样一个看起来完美的能臣，怎么就成了“奸臣”？他和苏轼从生死之交到反目成仇，到底藏着怎样的恩怨？那句“端王轻佻，不可君天下”的惊天预言，又为何让他断送仕途，却被后世奉为神算？今天咱们就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聊聊章惇这位“最具争议的北宋大佬”，看看他到底是奸臣，还是被冤枉的千古能臣。

一、天才学霸：金銮殿怼皇帝，科举场上的硬核狂生

章惇是福建南剑州人，出身官宦世家，老爸章俞官至银青光禄大夫，妥妥的名门之后。更难得的是，章惇不仅家世好，颜值还高，史书记载他“姿貌雄秀，气宇轩昂”，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。但他最让人佩服的，还是那逆天的才华——从小就天赋异禀，读书过目不忘，诗词歌赋、经史子集样样精通，十几岁就成了福建当地的“神童”。

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章惇参加科举考试，这一考就创造了历史——他和苏轼、苏辙兄弟是同年登科的进士。这一届科举堪称“千年龙虎榜”，除了苏轼兄弟、章惇，还有曾巩、张载、程颢等后来的文坛巨匠、理学大师，可谓群星璀璨。但章惇的考场故事，比苏轼还传奇。

当时，章惇的侄子章衡也参加了这一届科举，而且一举考中了状元！章衡比章惇大十岁，按说侄子中状元，叔叔该高兴才对，但章惇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完美主义者，更是个心高气傲的狠人。他看到自己的名次排在侄子后面，觉得特别丢人，竟然当着众人的面，把朝廷颁发的进士敕书扔了回去，大声说：“吾耻出衡下！” 意思是，我耻于排在章衡后面，这个进士我不考了！

这波操作在当时惊呆了所有人——科举是古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，多少人考一辈子都考不上，章惇却因为名次不如侄子，就放弃了到手的进士身份，这简直是狂到没边了！可章惇说到做到，真的放弃了这次功名，回家闭门苦读，准备再战。

两年后，章惇再次参加科举，这次他直接拿下了开封府试的第一名，然后在殿试中顺利考中进士甲科，终于扬眉吐气。这一次，他不仅名次远超侄子章衡，还成了科举场上的“传奇人物”——敢为名次放弃功名，再考就拿第一，这份底气和实力，纵观整个北宋，也没几个人能做到。

章惇的“狂”，不仅体现在科举场上，还体现在对皇帝的态度上。宋神宗时期，章惇担任编修官，有一次神宗皇帝想提拔他为知制诰（负责起草诏书的重要官职），但章惇觉得自己的资历还不够，或者说，他不想靠皇帝的一时兴起提拔，而是想靠真本事一步步晋升。于是，他竟然再次拒绝了皇帝的任命，还上书说：“臣资历尚浅，不足以担当此任，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”

神宗皇帝也是个开明的君主，不仅没生气，反而更欣赏章惇的耿直和谦逊，后来还是坚持提拔了他。章惇的这种“狂”，不是目中无人，而是对自己的要求极高，对功名的追求极其纯粹——他要的不是一个虚名，而是能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。

年轻时候的章惇，不仅是学霸，还是个“社交达人”，和苏轼的关系好到能穿一条裤子。两人同年登科后，又一起被派到陕西为官，经常结伴出游，游山玩水，吟诗作对，堪称北宋文坛的“神仙友情”。而他们在陕西的一次出游，更是把章惇的“豪侠之气”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终南山有个仙游潭，深达千尺，两岸都是悬崖峭壁，底下是湍急的水流，风景绝美但也极其危险。有一次，章惇和苏轼一起游仙游潭，看到对面的石壁平整光滑，章惇突发奇想，想跑到对面去题字留念。他指着石壁对苏轼说：“子瞻（苏轼的字），咱们俩到对面石壁上题字，记录今日之游，如何？”

苏轼探头一看，只见两岸之间只有一根狭窄的独木桥，下面是万丈深渊，稍微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粉身碎骨，吓得赶紧摆手：“不可不可，太危险了，我可不敢去！” 章惇却毫不在意，他从容地脱下外套，系在腰间，然后抓住藤蔓，小心翼翼地走上独木桥，一步步向对面挪动。

苏轼在岸边看得心惊胆战，手心都冒汗了，可章惇却像走平地一样，稳稳地走到了对面。他拿起随身携带的笔墨，在石壁上潇洒地写下：“苏轼、章惇来此一游”，然后又从容地走了回来，脸上没有丝毫惧色。

苏轼见他平安回来，又惊又佩，对他说：“子厚（章惇的字），你这样太冒险了，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办？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！” 章惇笑着说：“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这点险都不敢冒，还能干成什么大事？” 这番话，不仅展现了章惇的豪侠之气，更暴露了他骨子里的冒险精神和远大抱负——他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，而是一个敢于挑战、敢于拼搏的人。

这段“终南山题字”的故事，后来被载入了《宋史》，成为了章惇年轻时最经典的标签。而这段和苏轼的神仙友情，也成为了章惇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，只可惜，后来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，这段友情最终走向了破裂。

二、能臣本色：治理地方有功，平定边疆有绩

章惇虽然心高气傲，但绝对不是一个只会空谈的书生，他是个实打实的实干家。无论是治理地方，还是平定边疆，他都交出了堪称完美的答卷，为北宋的稳定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章惇被任命为商洛县令，这是他的第一个地方官职。商洛县地处陕西南部，山多地少，百姓生活贫困，而且社会治安混乱，盗贼横行。章惇到任后，没有急于烧“三把火”，而是先深入民间，走访百姓，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。

他发现，商洛县的问题主要有两个：一是土地贫瘠，百姓耕种技术落后，粮食产量低；二是盗贼横行，官府打击不力，百姓没有安全感。针对这两个问题，章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：首先，他引进了先进的耕种技术，教百姓种植高产作物，还兴修水利，改善灌溉条件；其次，他整顿吏治，加强对官吏的考核，严厉打击贪污腐败；最后，他组织了一支民间巡逻队，配合官府打击盗贼，还制定了“悬赏举报”制度，鼓励百姓举报盗贼线索。

短短几年时间，商洛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粮食产量大幅提高，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；盗贼被彻底肃清，社会治安焕然一新；官吏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，官府的公信力得到了提升。章惇在商洛县的政绩，得到了朝廷的认可，也为他后来的晋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后来，章惇被调任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，负责治理湖北地区。当时，湖北的梅山蛮（少数民族部落）经常起兵反叛，骚扰周边百姓，朝廷多次派兵镇压，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。章惇到任后，深入了解了梅山蛮反叛的原因——主要是官府对他们的压迫和歧视，以及生活资源的匮乏。

章惇没有采取简单的军事镇压，而是采取了“招抚为主，军事为辅”的策略。他派人到梅山蛮的部落中，向他们宣传朝廷的政策，承诺只要他们归顺朝廷，就会给予他们土地、粮食和生活用品，还会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。同时，他也做好了军事准备，以防梅山蛮拒绝招抚。

梅山蛮的首领见章惇诚意满满，而且朝廷的政策确实有利于他们，就决定归顺朝廷。章惇不费一兵一卒，就平定了梅山蛮的叛乱。随后，他在梅山地区设置了新化、安化两县，将梅山蛮纳入了朝廷的管辖范围。他还组织梅山蛮的百姓开垦荒地，发展农业生产，修建道路和学校，促进了梅山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。

平定梅山蛮，是章惇一生中最重要的功绩之一。这一举措，不仅解决了北宋长期以来的边疆隐患，还扩大了北宋的疆域，促进了民族融合，为北宋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宋神宗得知后，非常高兴，特意下诏嘉奖章惇，称他“有古之名将之风”。

除了治理地方和平定边疆，章惇在朝廷任职期间，也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。他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，王安石变法期间，章惇担任三司使（负责全国财政），协助王安石推行青苗法、免役法、市易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。

章惇推行新法，不是生搬硬套，而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确保新法能够惠及百姓。比如，青苗法在推行初期，有些地方官吏为了政绩，强制百姓借贷，导致百姓负担加重。章惇发现后，立刻上书朝廷，建议调整青苗法的实施细则，规定百姓可以自愿借贷，官吏不得强制摊派。这一调整，让青苗法得到了百姓的支持，也让新法的推行更加顺利。

章惇还非常重视财政改革，他担任三司使期间，整顿了全国的财政秩序，打击了贪污腐败，堵塞了财政漏洞，让北宋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。同时，他还改革了税收制度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。

在章惇的努力下，王安石变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：北宋的财政收入增加了，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提升，边疆的局势也稳定了下来，史称“熙宁中兴”。而章惇也因为在变法中的突出表现，成为了王安石最信任的助手，也成为了北宋朝廷中最具影响力的大臣之一。

章惇的能臣本色，还体现在他的为官清廉上。他一生为官，始终坚守清贫自守的原则，从不贪污受贿，也不接受下属的馈赠。史书记载，章惇担任宰相期间，家里的房子还是租来的，家具也非常简陋，和普通百姓的家里没什么两样。有一次，他的下属想送他一件贵重的礼物，章惇坚决拒绝了，还对下属说：“我身为宰相，应该以身作则，廉洁奉公，如果我都贪污受贿，怎么能要求下面的官吏清廉呢？”

这样一位有才华、有政绩、为官清廉的能臣，按理说应该被后世奉为典范才对，可他为什么会被骂作“奸臣”呢？这就要从他的政治斗争和睚眦必报的性格说起了。

三、变法中坚：对新法忠诚，对恩主感恩

章惇之所以能在北宋朝廷中崭露头角，离不开王安石的赏识和提拔。王安石第一次担任宰相后，就发现了章惇的才华，认为他是推行新法的最佳人选，于是大力提拔他，从三司使到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让章惇一步步成为了新法派的核心人物。

章惇对王安石的知遇之恩，始终铭记在心，他对王安石的忠诚，也达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。王安石推行的新法，虽然遭到了旧党（以司马光、苏轼为首）的强烈反对，但章惇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，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，都从未动摇过。

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，王安石因为母亲去世，被迫辞去宰相职务，新法派失去了核心领袖，旧党趁机反扑，纷纷上书弹劾新法，要求废除新法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章惇挺身而出，成为了新法派的领军人物。他一方面上书宋神宗，为新法辩护，阐述新法的好处；另一方面，他积极组织新法派的大臣，反击旧党的弹劾，确保新法能够继续推行。

在章惇的努力下，新法虽然遭到了一定的冲击，但并没有被废除，北宋的改革事业得以继续。后来，王安石第二次担任宰相，章惇依然是他最得力的助手，两人配合默契，继续推行新法，取得了更大的成效。

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，章惇依然坚守新法的立场，从未改变。元祐元年（年），宋神宗去世，宋哲宗继位，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，旧党领袖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，新法派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司马光上台后，立刻下令废除所有新法，恢复旧制，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

旧党对新法派的清算，可以说是毫不留情：新法派的大臣被纷纷贬官、流放，王安石的画像被从宗庙中移出，新法的各项措施被一一废除。章惇作为新法派的核心人物，自然也难逃厄运，被司马光贬到了岭南地区，担任雷州司户参军，这是一个非常偏远、艰苦的官职。

章惇在岭南待了五年，虽然环境艰苦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，也没有改变对新法的忠诚。他在岭南期间，依然关注着朝廷的局势，经常和新法派的旧部书信往来，鼓励他们坚持下去，等待时机。

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，太皇太后高氏去世，宋哲宗亲政。宋哲宗是宋神宗的儿子，从小就深受宋神宗的影响，对新法非常支持，对旧党的倒行逆施也非常不满。他亲政后，立刻下令召回章惇，任命他为宰相，让他主持恢复新法，史称“绍圣绍述”。

章惇重返宰相之位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新法的各项措施。他根据北宋的实际情况，对新法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完善，让新法更加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。在他的努力下，新法不仅得到了恢复，还取得了比之前更好的效果：北宋的财政收入再次增加，军队的战斗力进一步提升，边疆的局势也更加稳定。

章惇对王安石的感恩，不仅体现在坚守新法上，还体现在他对王安石的身后事上。王安石去世后，旧党掌权，不仅废除了新法，还对王安石进行了诋毁和抹黑，甚至不允许为王安石立传。章惇重返宰相之位后，立刻上书宋哲宗，请求为王安石平反，追赠王安石为太傅，还请求将王安石配享太庙（古代大臣的最高荣誉，意味着可以和皇帝的祖先一起接受祭祀）。

宋哲宗听从了章惇的建议，为王安石平反，将他配享太庙。章惇还组织人手，为王安石编写了传记，记录了王安石的生平事迹和变法的功绩，让王安石的名声得以恢复。章惇的这一举措，不仅报答了王安石的知遇之恩，也为新法正了名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新法的好处。

章惇对宋哲宗的忠诚，也同样令人感动。宋哲宗亲政后，非常器重章惇，让他担任宰相长达八年，对他言听计从。章惇也没有辜负宋哲宗的信任，他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为北宋的稳定和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。

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，宋哲宗英年早逝，年仅二十五岁。章惇得知宋哲宗去世的消息后，悲痛欲绝，连续几天几夜不吃不喝。宋哲宗的灵柩停放在福宁殿，章惇不顾自己已经六十多岁的高龄，冒着大雨，在灵柩前守了一夜。他跪在灵柩前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陛下，臣辜负了您的信任，没能让北宋变得更加强大，没能实现您的愿望啊！”

章惇的这份忠诚，不仅感动了当时的大臣，也被后世的史学家所记载。《宋史》评价章惇：“哲宗朝，惇独相七年，威权震主，然能以忠事上，始终如一。” 意思是，哲宗时期，章惇单独担任宰相七年，权力非常大，甚至震动了君主，但他能以忠诚侍奉君主，始终如一。

这样一位对新法忠诚、对恩主感恩、对君主忠心的能臣，为什么会被旧党骂作“奸臣”呢？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恢复新法的过程中，对旧党进行了严厉的清算，而他睚眦必报的性格，也让他在政治斗争中树敌过多。

四、神仙友情：章惇与苏轼，从生死之交到反目成仇

章惇和苏轼，是嘉祐二年的同年进士，年轻时一起在陕西为官，一起游山玩水，一起吟诗作对，是北宋文坛上人人羡慕的神仙友情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对曾经的生死之交，后来会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，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，最终走向反目成仇的结局。

年轻时候的章惇和苏轼，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一起在陕西为官时，经常一起出游，终南山的仙游潭题字，只是他们众多冒险经历中的一个。有一次，两人一起去爬山，遇到了一条湍急的河流，没有桥，只有一根独木桥。苏轼不敢过，章惇还是像上次一样，从容地走过独木桥，然后回头对苏轼说：“子瞻，快来啊，这边的风景更美！” 苏轼还是不敢过，章惇就笑着说：“你啊，就是胆子太小了，以后怎么能成大事呢？”

除了一起冒险，两人还经常一起吟诗作对，互相切磋文学。章惇的诗词才华虽然不如苏轼，但也非常出色，他的诗风格豪放，气势磅礴，和苏轼的诗有几分相似。两人经常互相赠诗，互相点评，关系非常融洽。苏轼曾经在诗中写道：“平生知道有谁知，回首江山万事非。老去交情惟子厚，春来书信只君稀。” 从这首诗中，就能看出苏轼对章惇的重视和深厚情谊。

章惇对苏轼的友情，也同样深厚。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苏轼因为“乌台诗案”被逮捕入狱，面临着杀头的危险。当时，苏轼被指控在诗中讽刺新法，诽谤朝廷，旧党趁机落井下石，想置苏轼于死地。而章惇当时担任三司使，是新法派的核心人物，但他并没有因为苏轼是旧党而落井下石，反而挺身而出，为苏轼求情。

章惇在宋神宗面前，多次为苏轼辩解，他说：“苏轼是天下闻名的才子，他的诗虽然有些过激，但并没有诽谤朝廷的意思，只是一时兴起的有感而发。如果杀了苏轼，不仅会让天下的才子心寒，还会损害朝廷的声誉。” 章惇还联合了一些新法派的大臣，一起为苏轼求情，最终打动了宋神宗，苏轼被从轻发落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

乌台诗案后，苏轼被贬到黄州，生活非常艰苦，而且几乎没有人敢和他来往，生怕受到牵连。可章惇依然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，经常给苏轼写信，慰问他的生活，还寄钱寄物，帮助苏轼度过难关。苏轼在黄州期间，写了很多著名的诗词，其中不少都提到了章惇，表达了对他的感激之情。苏轼在给章惇的信中写道：“黄州僻陋多雨，气象昏昏也。鱼稻薪炭颇贱，甚与穷者相宜。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，子厚所知之。俸入所得，随手辄尽。” 章惇收到信后，立刻给苏轼寄去了一笔钱，还写信鼓励他：“子瞻之才，天下无双，暂时的挫折不算什么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总有东山再起的一天。”

可谁也没想到，这段生死之交的友情，最终会因为政治斗争而破裂。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司马光上台后，废除新法，打击新法派，章惇被贬到岭南。而苏轼此时被旧党召回朝廷，担任要职。苏轼虽然反对新法，但他也反对旧党对新法派的残酷清算，他曾经上书司马光，建议不要废除所有新法，应该保留一些对百姓有利的措施，也不要对新法派的大臣赶尽杀绝。

可苏轼的建议并没有被司马光采纳，旧党依然对新法派进行了残酷的清算。而章惇在岭南期间，听到了一些关于苏轼的传言，说苏轼在朝廷中积极参与了对新法派的清算，还曾经参了章惇一本。更让章惇生气的是，苏轼曾经拿他的身世开过玩笑。章惇的父亲章俞曾经娶了自己的表妹，这在当时是不符合礼教的，苏轼曾经在和朋友的书信中，嘲笑章惇的身世“出身不正”。

还有一件事，让章惇对苏轼彻底寒了心。章惇被贬岭南前，曾经请求朝廷把他贬到苏州，因为他的老父亲住在苏州，他想在晚年照顾老父亲。可朝廷最终把他贬到了杭州的一道观担任管理人，虽然杭州离苏州不远，但毕竟不是他想要的结果。苏轼得知后，竟然写了一封《归安丘园帖》给章惇，在信中说：“兄今得归安丘园，带月荷锄，醉歌田亩，此乐可胜道哉！” 苏轼本来是想安慰章惇，羡慕他能早日归隐田园，可章惇却认为，苏轼是在讽刺他被贬官，嘲笑他落魄潦倒，这让章惇对苏轼的怨恨越来越深。

年），章惇重返宰相之位后，开始对旧党进行清算，而苏轼作为旧党的核心人物，自然也成为了章惇的打击对象。章惇先是把苏轼贬到了惠州，惠州在当时是非常偏远、艰苦的地方，气候炎热，环境恶劣。苏轼在惠州期间，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，写了很多著名的诗词，其中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就是在惠州写的。

可章惇并不想让苏轼过得这么自在，他又把苏轼贬到了儋州（今海南儋州）。儋州在当时是北宋最偏远、最荒凉的地方，被称为“天涯海角”，很多被贬到这里的官员都没能活着回去。章惇之所以把苏轼贬到儋州，就是想让苏轼在那里受苦，甚至死在那里。苏轼被贬到儋州后，生活非常艰苦，没有房子住，只能住在当地百姓的茅屋里，而且语言不通，很难和当地百姓交流。

苏轼在儋州期间，曾经给章惇写过一封信，请求他能网开一面，把自己贬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地方。可章惇收到信后，不仅没有答应，还在回信中对苏轼进行了羞辱。苏轼彻底绝望了，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写道：“吾与子厚，昔日好友，今日仇敌，此生不复相见矣！” 就这样，一对曾经的生死之交，最终成为了不共戴天的仇人。

五、敢预言皇帝“轻佻”，章惇为何被骂奸臣？

章惇重返宰相之位后，不仅对旧党进行了清算，还在立储问题上，说出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，这句话让他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，却被后世奉为神算。

年），宋哲宗英年早逝，没有留下子嗣，皇位的继承问题成为了朝廷的头等大事。当时，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是宋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（后来的宋徽宗）和申王赵佖。太皇太后向氏主张立端王赵佶为皇帝，大臣们也大多表示支持，可章惇却坚决反对。

章惇在朝堂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大声说：“端王轻佻，不可君天下！” 意思是，端王赵佶性格轻佻，没有帝王的稳重和担当，不能当皇帝！这句话一出，朝堂上一片哗然，太皇太后向氏非常生气，大臣们也纷纷指责章惇胆大妄为，竟然敢质疑皇位继承人。

章惇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他对赵佶非常了解。赵佶虽然是皇子，但他从小就不喜欢读书，也不关心国家大事，只喜欢书法、绘画、踢球、赏花等娱乐活动，性格确实非常轻佻。章惇作为宰相，深知皇帝的重要性，他认为，北宋已经经历了多年的政治动荡，需要一位稳重、有担当的皇帝来治理国家，而赵佶显然不符合这个要求。

可章惇的反对并没有起到作用，太皇太后向氏最终还是立了端王赵佶为皇帝，也就是宋徽宗。宋徽宗继位后，对章惇的“大逆不道”怀恨在心，加上旧党的残余势力趁机弹劾章惇，宋徽宗就下令罢免了章惇的宰相职务，把他贬到了雷州（今广东雷州）。

章惇这一次被贬，比之前更加凄惨。他已经六十多岁了，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加上雷州的环境恶劣，气候炎热潮湿，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。崇宁四年（1105年），章惇在雷州病逝，享年七十岁。

章惇死后，宋徽宗并没有放过他，而是下令剥夺了他的所有官职和爵位，还把他的名字列入了“奸臣传”，让他永远钉在奸臣的耻辱柱上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章惇的预言竟然成真了——宋徽宗继位后，重用蔡京、童贯等奸臣，沉迷于享乐，荒废朝政，导致北宋的国力急剧下降。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，金兵大举南侵，宋徽宗吓得禅位给儿子宋钦宗，自己当了太上皇。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，金兵攻破开封，俘虏了宋徽宗、宋钦宗以及大量的皇室成员和大臣，北宋灭亡，史称“靖康之耻”。

北宋灭亡后，人们才想起章惇当年的预言，如果当初听从章惇的建议，不立宋徽宗为皇帝，北宋或许就不会灭亡。可此时已经晚了，章惇已经被骂作“奸臣”，他的功绩也被彻底抹杀。

看到这里，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：章惇明明是个有才华、有政绩、为官清廉、对国家忠诚的能臣，只是因为反对宋徽宗继位，就被骂作“奸臣”，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他被骂作“奸臣”，真的只是因为这句话吗？还是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？

其实，章惇被骂作“奸臣”，主要有三个原因：

第一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北宋后期，新旧党争非常激烈，章惇作为新法派的核心人物，对旧党进行了严厉的清算，得罪了大量的旧党成员。旧党成员在宋徽宗继位后，趁机报复章惇，不仅弹劾他，还编写史书，把他描绘成一个“奸臣”，抹黑他的功绩。

第二，性格使然。章惇虽然有才能，但他的性格非常刚烈，睚眦必报，在政治斗争中手段过于残酷。他对旧党的清算，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官职和爵位，还把一些旧党成员贬到了偏远、艰苦的地方，甚至想掘墓鞭尸（比如对司马光），这种过于残酷的手段，让他失去了很多人的支持，也让他的口碑变得越来越差。

第三，后世的抹黑。南宋建立后，为了推卸北宋灭亡的责任，就把矛头指向了新法派和章惇。南宋的史学家在编写史书时，继续把章惇列入“奸臣传”，抹黑他的功绩，而他的能臣本色和对国家的贡献，却被彻底忽略了。

那么，章惇到底是不是奸臣呢？从他的功绩来看，他治理地方有功，平定边疆有绩，推行新法促进了北宋的发展，为官清廉自守，对恩主感恩，对君主忠诚，这些都足以说明他是一个能臣，而不是奸臣。他被骂作“奸臣”，更多的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和后世的抹黑。

六、功过是非：章惇的历史影响，被冤枉的千古能臣

章惇的一生，充满了争议。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霸，一个豪侠仗义的勇士，一个政绩斐然的能臣，一个忠诚不二的忠臣；但他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政治斗士，一个手段残酷的改革家。他的功过是非，让后世争论了千年。

章惇的功绩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推行新法，促进北宋发展。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，他在王安石罢相后，始终坚守新法的立场，不仅保住了新法，还对新法进行了完善和发展。新法的推行，让北宋的财政收入增加了，军队的战斗力提升了，边疆的局势稳定了，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，为北宋的“熙宁中兴”和“绍圣绍述”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第二，治理地方，平定边疆。章惇在担任地方官期间，兴修水利，发展农业，打击盗贼，改善了百姓的生活；他平定梅山蛮叛乱，扩大了北宋的疆域，促进了民族融合，解决了北宋长期以来的边疆隐患。

第三，为官清廉，以身作则。章惇一生为官，始终坚守清贫自守的原则，从不贪污受贿，也不接受下属的馈赠，为北宋的官吏树立了榜样。

第四，忠诚不二，知恩图报。章惇对王安石的知遇之恩始终铭记在心，对新法的忠诚从未动摇；他对宋哲宗也非常忠诚，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为北宋的稳定和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。

章惇的过错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政治斗争手段过于残酷。章惇在恢复新法的过程中，对旧党进行了严厉的清算，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官职和爵位，还把一些旧党成员贬到了偏远、艰苦的地方，甚至想掘墓鞭尸，这种过于残酷的手段，让他失去了很多人的支持，也让他的口碑变得越来越差。

第二，睚眦必报，伤害了朋友。章惇和苏轼曾经是生死之交，但他因为一些误会和政治立场的不同，就对苏轼进行了残酷的打击，把他贬到了天涯海角，这种睚眦必报的性格，让他失去了珍贵的友情，也让他受到了后世的批评。

第三，过于固执，缺乏灵活性。章惇对新法的忠诚虽然值得肯定，但他过于固执，不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，也不愿意对新法进行适当的调整，导致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，也让他在政治斗争中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
总的来说，章惇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错。他是一个被冤枉的千古能臣，他的功绩被政治斗争和后世的抹黑所掩盖，他的“奸臣”名声也应该被平反。

章惇的历史影响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对北宋的影响。章惇推行的新法，促进了北宋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强大，为北宋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平定梅山蛮叛乱，扩大了北宋的疆域，促进了民族融合，为北宋的边疆稳定奠定了基础。

第二，对后世的影响。章惇的“端王轻佻，不可君天下”的预言，成为了后世警示帝王的名言。他的改革精神和实干精神，也为后世的改革家提供了借鉴。同时，他的遭遇也让后世认识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，以及历史评价的主观性。

第三，对文学的影响。章惇和苏轼的友情与反目，成为了北宋文坛的一段传奇，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。两人的诗词作品，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。

七、后世评价：重新认识章惇，还原历史的真相

后世对章惇的评价，经历了一个从“奸臣”到“能臣”的转变过程。在南宋和明清时期，章惇一直被骂作“奸臣”，《宋史》把他列入“奸臣传”，评价他“性刚愎，有威力，不为士大夫所喜”。但到了近代，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，人们开始重新认识章惇，还原历史的真相。

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，对章惇的评价非常高，他在《王安石传》中说：“章子厚，天资绝人，于古今治乱之原，利害之变，烛照无遗，而又刚决有胆，足以任事。” 意思是，章惇天资过人，对古今的治乱原因和利害变化，看得非常清楚，而且他刚决有胆，足以担当大事。

著名史学家吕思勉也评价章惇：“章惇是个有才华、有魄力的人，他的新法改革，对北宋的发展是有好处的。他被骂作奸臣，主要是因为他的政治斗争手段过于残酷，得罪了太多人。”

现代史学家也大多认为，章惇是一个被冤枉的能臣，他的“奸臣”名声是政治斗争的产物，他的功绩应该被肯定。他推行的新法，促进了北宋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强大；他平定边疆，扩大了北宋的疆域；他为官清廉，以身作则；他对恩主感恩，对君主忠诚。这些都足以说明，他是一个能臣，而不是奸臣。

章惇的故事，告诉我们：历史的评价往往是主观的，很多历史人物都被贴上了标签，但我们不能只看标签，而应该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历史背景，还原历史的真相。章惇虽然被骂作“奸臣”千年，但他的功绩和精神，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
八、结语：千年争议，章惇的启示

章惇的一生，是充满争议的一生，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。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霸，一个豪侠仗义的勇士，一个政绩斐然的能臣，一个忠诚不二的忠臣，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政治斗士。他被骂作“奸臣”千年，但他的功绩和预言，却被历史所铭记。

章惇的故事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：

首先，坚持理想，不忘初心。章惇一生坚守新法的理想，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，都从未动摇过。这种坚持理想、不忘初心的精神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都要坚持自己的理想，不要轻易放弃。

其次，知恩图报，忠诚不二。章惇对王安石的知遇之恩始终铭记在心，对宋哲宗也非常忠诚。这种知恩图报、忠诚不二的品质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。

再次，实干兴邦，空谈误国。章惇是一个实打实的实干家，他治理地方、平定边疆、推行新法，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这告诉我们，只有脚踏实地，真抓实干，才能取得成功，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。

最后，客观看待历史，还原历史真相。章惇被骂作“奸臣”千年，但他的功绩却被历史所铭记。这告诉我们，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，不能只看表面，而应该深入了解历史背景和事实真相，客观、公正地评价他们。

章惇的故事，已经过去了近千年，但他的争议和启示，依然值得我们深思。他是一个被冤枉的千古能臣，他的功绩应该被肯定，他的精神应该被传承。希望我们能从章惇的故事中，学到坚持理想、知恩图报、实干兴邦的精神，也能学会客观看待历史，还原历史的真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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